厉以宁：寻找“红利”的新源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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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，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个现象，这里将对红利的源泉做一些探讨。
原有的红利是怎样消失的？
原有红利的消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原有的各种红利是适应于经济发展前期的。因此随着经济继续发展，经济发展方式必然要变化，这样一来，原有红利的消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原有红利的消失应主要归因于转型的不及时和不到位。如果在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条件下，原有的红利也会随之而转型，那就不会发生“红利消失”的情况了。但要注意到，这种变化要有市场的催促和压力。换言之，“红利消失”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，就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或动荡，因为经济会突然下滑。
原有红利的消失，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留恋原有的“优势”有关。如果企业总是存在侥幸心理，以为原有的“优势”不会消失，那就走上了没落之路。生产要素的重组实际上取决于信息的重组。不了解信息重组的必要，就只能失去市场。
经济中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条件，将不可避免地把经济拖入停滞和衰落。创新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：不创新，不仅没有红利，连企业也会垮掉、消失。也就是说，任何留恋原有“优势”而不愿转型的地区，都会自食恶果。
红利的新源泉究竟在哪里？
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。这是因为，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，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、体制，涌现是不可能的。
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。这表明，必须有新的体制，才能产生新的机制，新红利才会出现。新体制、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，不仅能催生新红利，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。资本不足，再聪明的创业者都无能为力。而有些场合，不怕融不到资，只怕融到资以后也不知道如何用好这笔资金。有眼光、有作为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差别正在于会用好手中的资本。
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。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。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，发现了发展机会，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，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。
有了新体制，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，新的红利就会涌现。如何使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，这就要求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盈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，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，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。
新改革红利应当成为普遍存在的红利
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，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。新改革红利实际上不仅存在于今天，而且存在于过去；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，只要实行了符合国情的改革，都会带来一定的改革红利。
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，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。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，但最重要的是：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，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。因此，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。
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。在企业改革方向，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。首先要形成有活力、有竞争力、产权明确的企业，包括国有企业、国家控股企业、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，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。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，才能完善企业主体，才能降低成本，才能调整结构，才能创新，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。
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，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，也就是普遍的红利。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进一步的改革，不同类型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，都会带来改革红利。二者是并重的，缺一不可，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。这说明了新改革红利是普遍存在的红利，靠改革者自己创造。
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，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。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产权，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，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。
新人口红利是无形的，但它的涌现是可以期待的
新人口红利的涌现，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。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，“教育不公平→就业不公平→收入不公平→生活不公平→下一代不公平”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，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。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。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，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，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。
在农村，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“职业农民”。通过农村土地确权，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，而变为一种职业，或称为“职业农民”。他们可能成为“家庭农场主”，并通过土地流转（租赁、转包）扩大规模；也可能引进合作者，解决资金不足、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。
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，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“新工匠精神”。农村土地确权以后，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，而且也放心了。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。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，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，是工匠。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，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。
新科学技术红利主要来自创新，但离不开市场竞争
新科学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产品，无一不来自创新，而创新，又无一不与创意有关系。先有创意，然后有创新和创业。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。创意和发明皆是科学家的事情，创新和创业则归功于企业家，科学家可以兼企业家，但不是一定要兼企业家。
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，垄断条件下，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，甚至没有可能性。垄断，不仅扼杀了创新，而且扼杀了创业。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，只有市场竞争，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，等待别人发明创新，自己盗用。所以垄断是起作用的，这就是：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，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。
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：规划、引领、反垄断，以及支持创新主体、创新活动。规划是最重要的，如果缺乏规划，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，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。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。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。
创新不可能停止，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，竞争者既来自国内，更来自国际。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，也不能忽视，市场竞争一直存在，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。对于这些竞争，不用担心，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，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。
新资源红利是创新的成果，同样离不开市场竞争
资源红利是指土地、矿产、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，一旦供给趋紧，这种优势就会消失。在经济发展前期，土地、矿产、水资源等资源丰富与否，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发展实力强弱的反映。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，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。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，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、独占的行为。
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，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。但不管怎样，原有资源处在枯竭过程中，人们不断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。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。对稀缺资源、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，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。可以认为，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，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。
水、土地、矿产等资源，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，因为总有替代品。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，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，可以得出三个结论：第一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，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；第二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，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，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；第三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，还在利用不断迁移，甚至远距离迁移，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。
因此，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，不停创新，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。新资源的发现，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，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。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。可以说，不会转换资源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，最终必然落后、衰落。
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，有赖于文化建设
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它是无形的，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，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；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，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；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，默默地影响人们、渗透到人们之中，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。
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，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，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。要实现社会和谐，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，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。具体来说，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，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，都会影响社会和谐，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。
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，是一种人际关系，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社会资本来自诚信。没有诚信，社会资本不存在，社会和谐也不存在，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。
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，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。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，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。这就是说，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，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。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。
所有的新红利都依赖我们的创造
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、新人口红利、新科学技术红利、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。新的红利不止一种，但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。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，可能相互启发，相互促进。这是规律，但任何规律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。这样，新红利就能被人们所熟知了。“失败为成功之母”，不完全正确，思路要改——“成功为成功之母”，是对的。
所有红利都依赖我们的创造，创造既指“从无到有”，也指“推陈出新”。“从无到有”，提出新产品、新能源、新设备，当然属于新创造。
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，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，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。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、创新、创业，发展方式就会更换，新的红利就会出现，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。创新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停出现，这就是前景。全世界皆如此，无一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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